致Temchilt Shobtsuud （席海明）的一封信
 

尊敬的Temchilt Shobtsuud兄， 

我们是部分南蒙古人，想以此信对您近期就南蒙古民族问题及政治未来而提出的一系列论点表示关切。我们一向钦佩和尊重您为了蒙古民族的独立事业以及六百多万南蒙古同胞的切身利益而付出的不懈斗争和巨大努力。对您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争取南蒙古政治完全独立于中国的明确目标和坚定立场，我们愿表达深切的谢意。您的言行不仅激励了南蒙古人民，也鼓舞了西藏人、维吾尔人以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热爱自由的人们。

然而，最近几年来，我们注意到您的政治观点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让在南蒙古本土的和境外的活动人士都一再备受挫折的趋势。同时，这种趋势也在为中国当局对哈达先生和胡琴夫女士等为了南蒙古的独立和自决而行动和呼吁的英勇儿女进行进一步打压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和更便利的借口。南蒙古独立问题长期以来不仅被国际社会忽略，也被南蒙古人自己看作为不现实。然而，由于其一直被忽略的内在力量、强有力的民族认同和深刻的历史意识，南蒙古再次作为一个具有自力摆脱中国枷锁的富有巨大潜力的新力量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近期在南蒙古发生的反抗中国政权的非暴力游行示威活动就是有力证据。哈达全家和胡琴夫面对中国残暴监狱系统、警察机关而获得的道德和精神胜利，以及在锡林郭勒和其他地区的年轻学生和勇敢牧民的英勇行动充分证明了南蒙古人确实具有巨大潜力，能够使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这一历史时刻，您最近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尤其是“蒙汉两元主体论”和“中国的民主化是解决南蒙古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的说法严重挫伤了我们的精神和斗志。您的理论不能够代表南蒙古人摆脱中国统治的抱负和心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理论同时也只能起到极大地诋毁您本人为了保存民族自决自由的希望，在南蒙古历史上最黑暗的三十多年里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和作用。

下面我们想详细分析一下您所提出的上述理论吧：

一．  “蒙汉两元主体论”在大量中文媒体上频繁转载并受到了所谓“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们的热烈欢迎。这些人当中的多数与他们在中共体系内的同胞相比，实际上思维更加封闭，持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心态，也更具沙文主义思想。您“两元主体论”的主要观点就是南蒙古是蒙古人和中国人两者的家园，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南蒙古拥有与蒙古人平起平坐的同等合法主人地位。声称蒙古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互利互助共同生存的关系，这一理论由于没能突出和强调南蒙古人因中国殖民占领而经受着苦难这一迫切的事实而宣告失败。 同时，它也否定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所保障的原住民对他们祖上传承的领土和土地拥有合法所有权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连中国极权当局所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尽管是名义上的，也至少在原则上肯定了蒙古人作为南蒙古首要的主人这一地位。从来没有一个来自现有中国统治体制内的任何中国人像身为南蒙古人而且是南蒙古公认领袖之一的Temchilt Shobtsuud先生一样如此明目张胆地废弃过这一合法性。流亡于国土之外的南蒙古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蒙汉两元主体”论看作是为中国对在现今“中国”境内原住民或所谓“少数民族”进行政治上的压迫、领土上的占领和文化上的毁灭政策而提供理论框架的资深学者和中共御用顾问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之派生甚至是尴尬的盗版。很多南蒙古人视“蒙汉两元主体”论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妥协。部分人将它等同于向中国当局投降，而另有一些人则称它为“对南蒙古民族的背叛”。

二．  最近您又推出了另一种理论声称“中国的民主化是解决南蒙古民族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说法也多次出现在中国之外的中文媒体上。顾名思义，这一理论认为在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之前，所谓的“少数民族”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都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至少南蒙古的民族 问题，就是反对中国殖民占领的斗争。南蒙古人，恐怕除了您，我们亲爱的兄长，没有兴趣去对中国人占领我们国家和领土时所使用的各种花样、形式或名义之间进行分辨。不管他们是共产党中国人、国民党中国人或民主党中国人，亦或不论他们是自由派中国人还是保守派中国人，这一切对于南蒙古人无关紧要。实际上，您也知道在现今世界上有些国家正以“传播民主”或“带来民主变更”的名义去占领着其他国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垮台不等于是中国民主化。由于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公正、平等、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等具有根深蒂固的不屑一顾，而这些素质恰恰是民主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简而言之就不具备产生民主的土壤。如果您密切关注中国社会，您会发现中国国民极度支离破碎而他们的社会是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腐败无处不在，使得任何革命都无法导致民主。现有政权垮台后更可能的结果是无政府无秩序和内战的状态。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国人对重大社会政治变革所作出的反应之最突出例子。从最近以来在中国公民与警察和武警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上看不出任何争取趋向公正社会的健康变革的迹象而只能看到更有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特点。亲爱的兄长，我们必须看清楚所谓“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争取的并不是社会变革而是政权更替。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调动包括南蒙古在内的所有可能的力量来推翻共产党政权，并利用“民主”的名义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中国“民运”人士都将南蒙古问题仅仅放在“中华民族”的框架之内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比起这些“民运”分子我们更应该肯定毛泽东因为他早在1935就承诺说要承认南蒙古“享有自决或甚至脱离于中国而完全独立”的权利。没有一个中国民运人士迄今为止有“诚意”和“慷慨”到哪怕表面上承认南蒙古享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没有一个中国民运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显示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通过这一民主入门考试。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究竟什么力量让你如此相信这一群打着“民主”幌子的中国人就比带着“共产主义”名义的另外那群中国人能好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在“民主化”的名义下可能进行的中国更朝换代既不是南蒙古自决的前提条件，更不是我们不肯侵犯的各种权益的保障。

您推出的这两个理论对南蒙古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中国“民运”人士和中共政权都集体地舒一大口气，让他们相信南蒙古人事实上接受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和“放弃分裂的主张”。同样令我们担忧的是您在从未争取任何南蒙古活动人士和团体的意见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这些理论。然而，在就这些理论与我们当中的部分人沟通的过程中您却提出了两项即站不住脚又不符合逻辑的辩解。它们就是：

一．  我为南蒙古的独立喊了三十年。没有任何人呼应，南蒙古也什么都没有发生。”您的抱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遗憾的是，提升殖民侵略者到主人的地位并不能够唤起世界人民支持南蒙古自由斗争实现独立。实际上，此时此刻在独立问题上做出这种妥协只会给我们的敌人壮胆使得他们更加不愿进入任何形式的对话。虽然在南蒙古的独立斗争没能取得所期待的成果问题上指责您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但您应该为自己没能领导好您所负责的组织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而主动服气部分责任。我们的斗争没有受到广泛的支持的最大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能够经过战略设计来将我们的活动与一般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绝不是因为独立自决的想法本身有什么缺陷。摒弃独立的主张并不能够保障未来的成功。

二．  “那在南蒙古的两千多万中国人你怎么办？我们必须拿出个处理方案来。”其实，没有人强迫我们在特定的期限内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来处理这些中国侵略者。在这些中国侵略者带给我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凭什么为妥善处理他们的安宁而负责人责任？凭什么要我们通过牺牲民族和人民来满足这些外来侵略者？连尊者达赖喇嘛，作为普世慈悲和希望的象征，还没有拿出任何就如何处理在西藏的中国占侵略者人口的方案来。维吾尔人之母Rabiya Kadeer女士也从未提出如何处理在东突厥地区的中国侵略者的权利和安康问题的方案。为什么南蒙古人就必须拿出个一项抚慰中国人的方案来？

我们急切地希望您能够摒弃您近期发表的这些理论并能够回到您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立场和信念上去。如果您做不到这一点，请至少修改您的理论使它与南蒙古人民的意愿相一致的立场上来。如果您非坚持这些理论不可，那我们建议您，往后请仅仅以您个人的名义而不要以南蒙古的名义去发表这些说教。

尊重您的

2011年11月2日

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挪威，蒙古等国家的多名南蒙古人士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