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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破坏草原的罪魁祸首

文/图 《绿色家园》记者 王佛全

　　朝克巴特尔急急忙忙地带我去了他的草场。

一个伤痕累累，已成为碎石堆的大坑就像是这片草场上的疤痕。他指着我们来时的那条路说，修路挖了他的草场，被挖过的草场15年都不会长一株草。他用语序颠倒的汉语极力想表达他对草原，对大自然的热爱。  

从一米深的草场退化到现在的十几公分甚至还不到十公分的草场，朝克巴特尔的脸上甚至有了一点绝望。那双有点血丝的眼睛里黯淡了下来，曾经的草原留给他的只剩下回忆。

修路，是破坏草场的罪恶黑手之一，公路隔绝了草原上水的自然流动，以及野生动物的迁徙，公路两旁是新的荒漠化的发源地。修路似乎不可避免，人们都希望有一条很好的路，但又都不想这条路修在自己家的牧场里，因修路而挖掉的草地，并不只有朝克巴特尔一家，但是这样随意地挖草场修路，被破坏的草场却没有得到任何修复，牧民们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

此外，工矿企业进入草原，使原本生态脆弱的草原更是雪上加霜。仅东乌旗就有好几家矿场企业、造纸厂。

内蒙古草原位于温带东亚季风区，冬春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风和夏秋来自太平洋的东南风，都和草原带垂直相交。草原上的多年生禾草和小半灌水混生，构成地上郁闭的草层和地下庞大的根系。具有很强的防风固沙作用。近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草原面积逐年减少，河道水道干涸，湿地萎缩消失，地下水位下降，地表植被变劣，灌木死亡。出现了沙漠化，鼠虫灾害频繁出现，沙尘暴肆虐。对国家的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进入历史时期（从距今1万年开始）以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在原先没有沙漠的地方，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流沙堆积，被称作“人造沙漠”。“人造沙漠”是原中科院副院长、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祯提出来的，现在已被学术界广泛采用。

我国有几个大沙漠，它们是：塔克拉玛干33.76万平方公里，古尔班通古特4.88 万平方公里．库姆塔格2.28 万平方公里，柴达木盆地3.49万平方公里，巴丹吉林 4.43 万平方公里，腾格里4.27 万平方公里，乌兰布和0.99万 平方公里，库布齐1.61 万平方公里，毛乌素3.21万平方公里，浑善达克2.14万平方公里，科尔沁4.23 万平方公里，呼伦贝尔0.72万平方公里，除前4个沙漠以外，其余的8个均在内蒙古境内。这8个沙漠西起阿拉善，东到呼伦贝尔，断断续续地分布在内蒙古地区。其总面积为21.6万平方公里。新疆沙漠的总面积为40.32万平方公里，内蒙古仅次于新疆，其沙漠的总面积居第二位。内蒙古的8个沙漠属于地质时期形成的只有一处，即巴丹吉林沙漠，其余均属“人造沙漠”。

对于内蒙古草原的退化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牧民为了追求近期的利益，盲目扩大牲畜的饲养数量，草场长期超载过牧；有人认为是开垦草原直接造成了草原面积的减少，特别是优良草原面积的减少；有人认为是贫困牧民为了解决烧柴等能源问题，盲目地砍伐灌木用作燃料；有人认为是大量的外省农民进入草原搂发菜所致；有人认为是全球的气候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造成。当然，也有放牧制度不合理，以及草原开矿等因素。

我们不难从农耕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对草原的大规模开垦中找到答案。

首先，农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成为蚕食草原的重要基础。根据公安户籍统计数据,从自治区成立的1947年到2000年末的半个多世纪期间，总人口增长了322.4%,其中汉族人口从469.6万增长到1832.48万,蒙古族人口从83.2万增长到386.01万。鉴于自治区成立时蒙古族人口中的2/3以上已经变成种植业人口，游牧人口与农耕人口的比例达到1比19，加之近几十年间从内地迁入的350万汉族移民，从事农耕活动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更趋强化；连解放初期汉族人口极少的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两个盟的13个牧业旗，其汉族人口比重都已上升到18.8%——68.2%，其中有6个旗的汉族人口超过了蒙古族人口。

其次，大面积无序开垦导致了草原的锐减和沙漠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草原出现了三次大的开垦高潮。第一次是1958~1962年间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开垦草原，大办农业和副食基地。第二次是1966~1976年间提倡所谓“牧民不吃亏心粮”，盲目地开垦草原。在此期间还有众多的的生产建设兵团、部队、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单位也相继到牧区开垦草原，乱占牧场。据有关人员统计，在1958~1976年的18年间全区开垦草原206.7万公顷,其中部队、兵团、机关、学校、企业等单位在16个牧业旗开垦草原93.3万公顷。第三次是1980年代末开始并持续近10年的草原开垦高潮。尽管目前还没有官方关于这次开垦的正式数据，最近完成的一项调查成果表明，其“开垦强度和开垦面积远大于前两次，……大兴安岭两侧所新开垦面积逾千万亩”。在此期间部队、兵团等单位滥占草原的现象继续加剧。一项研究成果指出：在1980年代初，仅部队系统就有3大军区、6个省军区、4个兵种的229个单位在9个盟63个旗县建了446个生产单位，占草原面积890万亩，其中开垦135万亩。

此外，过度樵柴和非法挖搂也加剧了草原地区的荒漠化。在内蒙古，尽管有部分地区的农牧民以农作物秸秆、畜粪、煤炭为生活燃料，但在早年定居化的牧区、半农半牧区，大部分居民以野生植物作为燃料已年深日久。据1979年进行的一次沙漠化调查，前伊盟境内的农牧民为解决生活燃料、扎棚圈、加固围墙以及增加经济收入，每年大量挖掘油蒿、沙柳、柠条；据测算，一户五口之家的年需烧柴相当于40亩固定、半固定沙地上的全部油蒿，即为烧柴每年要破坏40亩天然植被。这说明，过度樵柴确实是破坏自然植被，加剧荒漠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甘草、麻黄、 苁蓉等药用植物的无序采挖，尤其是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期间周边省区200余万农民先后涌入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阿拉善等盟、市草原地区挖搂发菜，时间持续了近20年，致使700万公顷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其中400万公顷已经荒漠化。以锡盟苏尼特右旗为例，外省区进入该旗搂发菜的人数达5万余人（该旗2000年末的人口才达7.8万），致使数十万公顷草场退化。

以“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为题的中、俄、蒙三国联合考察队于2001年7月底途径该旗时，对其严重荒漠化情景描述为“寸草未生，赤地千里。”  

　　《绿色家园》 2003年 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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